习王羲之行书,临摹也是创作

根据有关高文龙先生的书法简历,知道他很早就在工科院校里从事书法教育。书法教育离不开基础理论知识及临摹古典碑帖。学习书法的起点在这里,学习书法的毕生追求也在这里。今天,肯花大力气潜心学古的人并不多,对传统的把握与理解,从事书法的笔墨功夫、韵致精神,都在高文龙先生的临书之中,具体而微地表现出来。

摘要:在草书史上,汉简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是隶变的直接产物。汉简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后世的今草、狂草,同时也很难说它是典型的章草。因而它带有草书的应有特征,但又带有草书初始阶段的不确定性。这是隶变所赋予它的

问题:习王羲之行书《圣教序》后,习哪个字帖好呢?

纵观高文龙先生的书法临作,给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高文龙的书法之路,走的是一条堂堂正正的遵循传统的道路。一般而言,书法学习的路数,分为碑学与帖学两大门类。尤其在今天,承接晚清余续,书法学碑之风,还相当盛行。就帖学而言,总是以赵董一流为多,形成了学帖必然纤巧、软弱的流行病。这种情况,相当普遍。真正学习二王、追踪魏晋,能有些许成效者,实不多见。不是说人们不去学习二王、魏晋,历朝历代,包括今天,学二王者当然大有人在,问题是,时代悬隔,去二王益远,如何把握二王的风神,就成为了学习二王的关键。

在草书史上,汉简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是隶变的直接产物。汉简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后世的今草、狂草,同时也很难说它是典型的章草。因而它带有草书的应有特征,但又带有草书初始阶段的不确定性。这是隶变所赋予它的独特审美特征。不过,相对而言,汉简较接近于章草的早期形态特征。就章草而言,它是伴随着隶变产生的书体之一。在隶变过程中,隶书、行书、楷书皆在直接酝酿之中。而章草则始终处于动态的嬗变过程之中。由章草直接孕育产生出今草。但是至今为止的书史研究,尚无法确定章草的经典化创制是在汉魏确切哪个时期。

回答:

相反,将学习二王与学习赵董混为一谈,不加分辨,是学帖的大忌。谁能从这里走出来,谁就能立足于书法学习与创作的高境界。看高文龙先生的临作,他的学习二王,却能够力避赵董的纤巧与流媚,这是最为难得的。一般而言,人们在追求形似的同时,必然流于纤巧,有时为了避开纤巧,往往流入狂怪粗率一路。既不狂怪、粗率,又不纤巧软弱,是书法临摹与创作的难点所在。仔细研读高文龙先生的这些临习之作,必然会对学习书法、鉴赏书法、理解书法,提供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

传史游、皇象《急就章》,究竟是出于后人伪托,还是章草典型?此外,如索靖《出师颂》也于上述史游、皇象《急就章》存在同一疑问,是伪托还是真迹?这些有关章草史实问题,由于长期难于厘清,所以章草的经典面目无法确定。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对史游、皇象《急就章》是存有怀疑态度的,认为它不是书史上章草的真实面目,但却又无法确定它究竟出于何代何人之手?除了章草书体书史真实性真伪莫辨之外,关于章草起源问题也是莫衷一是。按传统书史说法,一是章草产生于汉章帝时期。由于章帝喜好或用于奏章,故以之命名;再是元帝史游用之于书写《急就章》因称曰章草。

谢邀。在回答问题之前,对题主的标题作一纠正。应该是:

这种所谓的不纤巧,就是古雅,这是学习魏晋的高境界。这种古雅的气息从何而来呢?我想,来源只能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把握,再就是学习书法的方法要得当,路子走得要正,要深究古雅与平庸的区别所在,而不是浮光掠影的浏览式的学习。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说,人雅,作书才能雅,如此说来,又是修养学识的问题了。

依现代书法史学立场来看,以上说法皆不确切,也于书史不符。因为,章草是直接产生于隶变,而隶变则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隶变的突出特征是化觚为方,打破篆书的封闭结构,由空间到时间,使线条从结构的统辖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书写性。从笔法而论,捺势的出现是隶变的明确标志。在春秋晋《侯马盟书》及秦楚简中,捺势已开始酝酿产生,这构成后世章草、隶书的典型笔法特征。

临习《怀仁集王字圣教序》行书字帖后,再临习王羲之那个字帖?

我们知道,在传世的二王书法资料中,由东晋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文化环境所决定,在王羲之笔下,也是多种书体水乳交融般的融合在一起。从王羲之的楷书到行书再到草书,不是截然分开的。叫做时代风格也好,叫做二王的风格也好,叫做文字发展的阶段性也好,总之,它为我们如何学习二王,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楷行草这三种书体,必须并驾齐驱,缺一不可。今天,说到学习二王,往往都是就某一种书体取法二王,或者是行书取法二王,草书则取法唐宋以后等等。这种将二王书体割裂开来的做法,虽然有各取所需的便利,但对于整体把握二王精神,无疑又造成一种莫名的缺失。事实上,主观愿望上的各取所需,是不可能的,学习二王,何曾可以手到拈来?进一步说,除了二王的楷行草这三种书体以外,对于隶书、敦煌写经、魏晋残纸、汉简、所有这些二王书法源头的资料,都要予以研究学习,这才是学习二王的正确途径。这些观点也是我在浏览了高文龙先生的临作之后,进一步得到的认识。

从书体变革而言,隶变标志着中国古今文字的分界。因此,隶变具有广义性,是指从笔法到书体的整体变革。而这个变革时限的上限,应在春秋战国。章草即应运而生,因而章草的产生决不会在西汉时期。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怀仁集王字圣教序》是唐人收集王字,然后刻石而成,不同于《兰亭叙》《丧乱帖》等出自王羲之意愿,並亲力而为。

以二王为原点,旁涉唐宋诸家,这是我在审视高文龙先生临书的过程中,获得的又一个概念。这种说法,似是学习书法的必由之路。泛泛而谈,的确如此,如果深究一下,情形却大为不同。在高文龙先生的临作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于唐宋诸家的临习,笔墨开放,自由洒脱,这里有颜真卿、怀素、有苏东坡、黄山谷。以二王为原点,旁涉唐宋诸家,就不是由唐宋某一家上溯二王。前者是顺流而下,后者是溯流而上,一个轻松自在,举目之处,风光无限,一个寻寻觅觅,往往莫知踪迹。对于理解二王,沈尹默有内擫外拓之说,从鉴赏的角度,确有这个区分,从学习的角度,便很难把握这二者的区别,况且,历史长河,源源不断,内擫,是相对王羲之的保留古法而言,外拓,则可以看做是王献之的创新所在。那么,在我们今天,从学习书法的角度,是不是这个外拓的概念,也必须予以延伸呢?回答是肯定的。高文龙先生的临习唐宋诸家,也包括对王铎草书的临习,就是这个外拓概念的延伸。

作为隶变产物,汉简上承春秋战国《侯马盟书》,秦、楚简牍,是章草书体发展的重要体现,标志着草书在西汉时期的深化发展。由于章草经典化形态的不确定,而史游、皇象、索靖《急就章》、《出师颂》虽典正规范,但又并不可信,因而,在现当代章草接受史上,汉简反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章草典范。不论《居延》、《武威》,还是敦煌《马圈湾》,《神乌传》,皆以朴拙率真、烂漫恣肆的夭矫草意摇人心魄。过去人们受古代书法出土资料限制,只能从汉碑认识取法汉碑,而碑刻并非墨迹,由此造成对汉隶笔法认识的局限。

再一个问题是,题主出题不是从本人实际出发,尤如空穴来风。你是先从《怀仁集王字圣教序》开始学习的书法呢?还是已入手多年,临习过其他名家的字帖?你是把《怀仁集王字圣教序》临习的已非常过关?还是有所欠缺、没有到位?既没文字说明,又没图片示人。再者,假设你对此帖临习过关,你是想继续学行书呢?还是想学别的书体?皱眉拭目,不得而知,给指导者的回复,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认识一个人的书法,最好的视角就是看这个人的临作。这是一个人书法的根基所在、书风书韵的追求所在。离开这点谈创造,总有些漂浮不定的感觉,总有些捕风捉影的嫌疑。在今天,这样的临作,不是看得多,而是太少了,其中缘由似不必在此深究,然而,对于临写,不屑动笔的人似乎还大量存在。高文龙先生因为从事多年书法教学的缘故,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书法临作,从收藏角度说,不可多得,从认识、了解一个人的书法观念、学书经历、学书追求,更是不可多得第一手资料。其实,谈过了临作,对于创作,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从临习的旁涉博取到创作的水到渠成,这中间,的确有很长的路要走。高文龙先生在创作中,表现形式最多的恐怕是亦真亦草的行草体式,在鉴赏它的时候,如何寻绎它的源头,我们或许已经有了答案了。

近现代汉简的大批发现出土,则使人亲睹汉人墨迹,使书家真切地体察到汉人笔法墨迹,同时,由于魏晋二王笔法,与汉简笔法一脉相承,并相距年代不远,书家通过汉简可以窥测到二王帖学本源,并从更为广阔的书史背景上,对帖学笔法进行宏观认识、探寻,这也是当代帖学能够冲破元明以来、赵董帖学末流,超越清代碑学障碍,而复归到帖学正脉的书史原因。

当然,前面几位老师也都诚恳地给题主回复了,但对你而言真正对症下药了吗?你的模糊提问,他们只能泛泛而谈,不能根据你的实际,开出妙方良丹。万望你下次出题时一定严谨具体。俗话说,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良言逆于耳而利于行,请凉解我对你太多的批评,也请凉鉴我对学好书法,多交流、同学习,共进步的初衷。

陈阳静的草书创作,带有新一代草书家的主体特征。这表现在二个方面:一、他将自身创作与当代书法史学研究的推进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将自身创作定位于汉简,即在于当代书法史学,对汉简作为章草标志的史学定位,从而使汉简章草成为继汉碑之后,汉代书法的重要取法对象。

最后,祝愿你在学习王羲之书法上稳扎稳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