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道方长,走出四川的冯门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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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石鲁是我国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他一生笔耕不辍,在多个艺术领域皆有建树,在山水、人物、花鸟、书法、印章、诗词、艺术理论等方面独创一格,作品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前瞻性,其创作的《转战陕北》、《东渡》等作品成为时代经典。今年是石鲁诞辰一百周年,为向这位杰出的革命文艺家致敬,近日,“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启幕。据悉,本次展览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石鲁个展,也是石鲁艺术最完整的呈现,共展出近400件作品,既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系统收藏,又有海内外公私机构收藏的石鲁艺术精品。其中,《转战陕北》原作与17件手稿首次亮相,由石鲁家属编辑的权威出版物《百年石鲁》书画集上下卷也同步发行——石鲁艺术最完整的呈现“我想画家的立意,就是为时代代言”石鲁的一生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想画家的立意,就是为时代代言。”石鲁一生命运多舛,但他尊重传统的坚守精神,不拘泥于成法的创新精神,行理并重的钻研精神,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忠于心灵的自由精神,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石鲁是一个和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密的艺术家,因此在展览设计上,为突出时代对石鲁艺术的塑造,我们把展览分为了革命史诗、时代礼赞、长安新画、风神兼彩四个章节。”此次展览的策展人郑艳介绍说。其中“革命史诗”章节,主要展示了石鲁作为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工作者,在延安10年所创作的系列版画、油画、速写等,此外还有他的成名作《转战陕北》《东渡》等一系列主题性创作。“这个章节的亮点,就是首次把《转战陕北》原作与17件珍贵创作手稿一并展出,结合艺术家马改户对《转战陕北》创作情况的回顾文章,帮助观众真实还原艺术家主题创作的诞生过程以及背后所付出的努力。”石鲁的女儿石丹则介绍:“《东渡》作为父亲石鲁一生中创作的最大幅作品,虽然原作已不知所踪,但此次展览有幸借来了《东渡》的线描稿和家里收藏的速写稿,非常详细展示了《东渡》的创作历程,这也是研究石鲁艺术非常宝贵的资料。”此外,石鲁延安时期的作品之前也没展出过,此次展览则选择了部分速写和版画进行展出,“速写是在马兰草做的粗糙纸张上画的,内容包括民兵、老农、在延河边洗脚的人、延安的骡马市场等。父亲的绘画风格这时基本上是属于西方素描式的,是有立体光影的,像这样的速写现在依然保留的有400多张。可以看出他在那个时候对人物造型、人物神态和人物动态的把握,就已经有一个相当的程度了。版画选择了一个组画,其中《新洋片》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政府用拉洋片的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这张版画描绘的就是当时放新洋片的一个场景。这些作品尺幅虽小,但我们将其和父亲生前的画具、写生画箱、电影剧本《刘志丹》初稿等放在一起进行展示,同时,我们有幸借来了当时的电影片子在现场放映,很有意思。”石丹说。第二个章节“时代礼赞”,表现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新时代新气象对年轻石鲁创作产生的影响。这一章节除了展示石鲁反映时代特点的作品外,还展示了他去域外求索的写生创作。“我们从私人藏家手里借来了石鲁创作于1954年的《开天辟地》,这件作品在去年嘉德春拍上,以1782.5万元成交,表现的是劳动人民沿山修铁路时,用风钻机碎石的场景。”策展人郑艳说。第三个章节“长安新画”,展示的是“长安画派”旗手和群体风格设计者石鲁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创作,以及他对绘画方式的新尝试。新中国成立后,石鲁被派往西安工作,他提出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创作理念,成为当时陕西美协创作的指导思想。1961年10月,“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在北京举办,后又在上海、杭州、南京巡回展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长安新画》的评论,引发了长达两年多关于中国画继承与革新问题的大讨论,这一事件被认为是“长安画派”的崛起。“长安画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在北方诞生的艺术画派,它以西北自然、风物、人情为主要载体,将新时代革命浪漫主义价值理想和阳刚雄伟美学思想相结合,非常具有新时代特色,其中石鲁功不可没。“此次展出的父亲上世纪60年代的作品,除了我们对国博的捐赠外,还展出了从中国美术馆借来的《东方欲晓》、从沈阳故宫博物院借来的《禹门逆流》等。”石丹说。及至晚年,石鲁始终没有放弃他的艺术追求,虽然没有再做大型的主题创作,但在艺术风格和笔墨表现上更加老辣,特别是结合了书法、金石入画以后,达到了艺术的新高度。“第四章节我们采用了石鲁话语中的‘风神兼彩’一词,觉得它最能概括石鲁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作品选择上,除了向中国美术馆、美国大都会借来的作品外,还展出了一件9米长的兰花手卷,此外还有石鲁画的8幅具有神秘色彩的作品,此次展览是这8幅作品第一次集体亮相,值得关注。”石丹说。据悉,2012年至今,石鲁家属共向国家博物馆捐赠三批石鲁作品,此次展览从中选取了部分作品参展,“这是石鲁作品首次在国博的大规模亮相,在此之前,部分作品曾在新西兰和武汉美术馆展出过。在石鲁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将这么多作品齐聚国博,非常难得。”郑艳说,早在2012年“石鲁艺术研究中心”在国博成立之际,国博和石鲁家属就开始筹备此次展览,历时7年,如今终于与观众见面,“我们想通过此次展览向大家全面展示石鲁的创作历程。”质疑“以洋化中”《转战陕北》:用中国画语言表现黄土高原80年前,富家子弟冯亚珩历经坎坷,从四川到达延安。次年,他被编入陕北公学学习。入学的履历表上,他改了自己的名字,因为艺术上崇拜石涛,文学上崇拜鲁迅,从此就改名叫石鲁,“我的路子,就是做革命的美术家。”此次展览展出了9件石鲁20世纪40年代于延安时期的版画创作,并有20件版画手稿一并展出,展现了青年石鲁作为革命美术工作者的艺术创作热情。在延安的10年间,石鲁画了大量版画。据石丹统计,石鲁目前流传下来的版画作品数量并不多,国家博物馆加上她自己保存的部分,总数不超过10张。而这不足10张的版画中,包含了《群英会》《打倒封建》《妯娌俩》《说理》《民主评议会》这些在新中国版画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创作于1949年的《打倒封建》属于石鲁版画创作晚期的作品,根据石丹的了解,这应该是他在延安的最后一张版画创作。在《打倒封建》中,石鲁刻画了农民大队进入地主庄园的场景,相较于早期的《群英会》,在对人物形象的表现、整体的画面结构以及对艺术形式感和版画技巧的把握上,石鲁已经处理得非常成熟。1954—1955年间,文艺界开展了关于民族遗产继承问题的大讨论,其中“以洋化中”的风气极盛,很多学校也把中国画系撤销了改成彩墨画系,觉得中国画不科学。传统中国画艺术是否只有经由西洋绘画的改造,方能承担起表现新时代内容的使命和任务?抱着这样的怀疑态度,1954年,石鲁创作了《古长城外》,这件作品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在政治与艺术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让石鲁从此迈开了中国画创作的第一步。随后,石鲁访问了印度、埃及,这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绘画艺术,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立足。此时的石鲁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法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学上的情节化倾向,苦读中国古典美学著作,临摹历代名家书法、绘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来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创作上,虽然这一时期他的描绘对象多为异域人物风景,画面也有比较明显的阴影、透视的关系,但石鲁更加注重用笔、用墨了。经过多年探索,到上世纪50年代末,石鲁对中国画的变革,做好了思想理论和笔墨技法的准备。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石鲁接受了以毛主席转战陕北为题材的中国画命题创作。“父亲创作《转战陕北》的时候,是被抽调到北京,住在齐白石旧居,一个小胡同的院子里。他在小稿纸上面不停地改动他的稿子,从素材稿到创作稿就有四五十幅,他不断地在小稿上面进行构思和变化,力图做到最完美。等到他开始画的时候,非常快,大概就用了一个多星期,这张画就画出来了。”石丹回忆说。《转战陕北》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区别,这就是石鲁所谓的“人亦山水,山水即人”理念的一种诠释。在这个画面中,人物占的比例很小,他把山当作人来画,虽然是山水画,表现的却是人。而这个纪念碑式的惊人构图,显示出无穷的力量,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至今仍是美术界研究和品味的不朽之作。《转战陕北》之后,1960、1961两年间,《宝塔葵花》、《高原放牧》、《禹门逆流》、《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赤岩映碧流》等一系列精品问世。“这是一批富有诗情和寓意的新山水,石鲁以新的、雄厚有力的独家笔墨,解决了如何以中国画语言表现黄土高原的课题。”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刘曦林评价道。《东渡》:用山水画笔法画人物画旧画新作:展现独特的超现实主义上世纪60年代,石鲁的绘画有一个很明显的分期,1960年至1963年,他的创作以山水画为主,之后的两年又以人物画为主。创作技法上,他画山水画用了一些花鸟画的技法,到画人物画的时候,他又返回来用了一些山水画的技法。“1964年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父亲创作了继《转战陕北》之后的又一幅大型革命历史画——《东渡》。他把画山水画的笔法用在了人物画方面,是有一定寓意的,这种墨色相混相破的山水画皴法在船工形象中,呈现的是一种力的美感。”石丹说。然而,因为这张画在技法上太超前,表现方式超出了当时人们所能接受的程度,受到一些人的打压和批判。而《东渡》也在十年浩劫中不知去向,仅余草稿和色彩稿。即便是这样,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东渡》散发出的强劲力量。1970年初,石鲁在家中找出了一些上世纪50年代访问印度、埃及所画的人物画的写生稿,用浓烈的色彩在上面层层加染,勾勒,再画上巫术般的纹样符号,写上密密麻麻的题跋,在一种梦幻般的精神状态中,把原来写实的水墨人物画,改变得复杂而神秘。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10个月之久。期间,石鲁共修改了8张,重画了4张,这些作品都没有流向市场。此次展览首次展出石鲁修改的这8张作品,让我们充分了解艺术家这段时间的精神状态。新文人画:架起传统走向当代的桥梁艺道方长:只是属于石鲁的时间不多上世纪70年代,石鲁就一边养病,一边开始画一些小画,用来练习他的手。题材上,他主要画华山、黄河、动物、花卉等文人画,诗书画印都包含在其中。因为他的印章都已经在抄家时丢失,他就每画一张画就自己画一个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时期石鲁的每一张画的印都不一样,他是根据不同的画面来画不同的印。绘画形式更像是传统的中国文人画,但和文人画又有很大不同,他的很多笔法已经完全打破了文人画中庸和谐的内涵,而给人一种强烈的冲突感。这时他画得很自由,既不是别人指派的任务,也不是为展览发表,石鲁后来回忆:“谈不上什么构思,但总是有一些感触,感慨……总之,信笔而来,放纵为之。我要画我的画,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不画别人的画,也不画我过去的画,一切都重新来。”在石鲁70年代的绘画当中,花鸟画的数量很大,成为他后期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这些画被人称为“新文人画”。在艺术家乔宜男看来,“石鲁的最大意义在于,他把以齐白石为核心的近代文人画群体的最后一次亮相做了一个了结。在艺术的体量上,他虽没有齐白石庞大,但他向前走得最彻底,最义无反顾,并架起了传统文人画走向当代的桥梁。”197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石鲁书画展》,这一年他60岁,这是石鲁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也是他生前唯一一次个人画展。画展展出了石鲁230多幅不同时期的代表作,那幅给他带来命运转折的《转战陕北》悬挂在最引人瞩目的位置上。展览好评如潮,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分量的一次个人画展。随后,展览巡展至西安、重庆、南京、长沙,而当时还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石鲁,开始了他被中断了20年的《学画录》的续写和修改工作。“我常常书写‘艺道方长’的字,我的艺术道路还长着呢!是人民生活使我走上了艺术的道路……治好后,还要继续走向生活,走向民间。我最感兴趣的是到生活中去。”石鲁在1981年《答美国友人问》中这样说道。这一年陕西南部发大水,石鲁在刚刚成立的陕西国画院还为赈灾画了一张大幅《荷花图》,遗憾的是,这竟成了他的封笔之作。之后石鲁长病不起,于1982年8月25日下午病逝。去世前,他对夫人说:“我是不甘心的,我不甘心死去,我的事情没有做完,我存了多年的宣纸还没有画……”石鲁就是金子展现的是鲁迅的风骨和李白的才情纵观石鲁40余年的创作,他的艺术轨迹十分清晰,他在每一个创作阶段都不会停留太多时间,往往在一个阶段画了几张作品以后便进入下一个层面。画家王金岭生前说:“石鲁是一万张画都各具各的特色,没有让你感觉到重复。他的每一张画都是不一样的,这是要命的。创作作品面目‘一和万’的关系,宁要一个万,不要万个一,一和万的关系,那都是灵魂性的东西。”在陕西省国画院原院长苗重安心中,石鲁就是金子,因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石鲁在我心里,展现的是鲁迅的风骨和李白的才情,他促使我在心灵深处树起崇高的道德,促使我在学术上变成他的粉丝。他不仅是艺术家,也是学者,是思想家,是李可染先生说的‘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具象典范。”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刘曦林说:“此次展览的作品深深震动了我,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重新认识石鲁。”在刘曦林看来,石鲁是一个极具创新意识的革命艺术家,革命的艺术和艺术的革命是他身上兼容的两个品质。“石鲁解决了文艺方向与艺术规律统一的时代课题,且解决得最好;艺术技巧方面,他主动吸收文人画的学养,以新的、雄厚有力的独家笔墨,解决了如何以中国画语言表现黄土高原的课题;他吸收了中国古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精髓,在‘迁想妙得’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他的代表作品《转战陕北》解决了用造型传达精神的问题。与此同时,石鲁对于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下我们缺少石鲁的英雄主义精神、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浪漫的思维方式,以及高超的笔墨技巧,他所达到的高度,都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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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74年,石鲁在兰州常书鸿家作画,画家蔡鹤汀在旁。常嘉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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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转战陕北(国画) 218×208厘米 1959年 石鲁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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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转战陕北钢笔稿之三 10×7.5厘米 1959年 石鲁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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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转战陕北草稿之六 25×11厘米 1959年 石鲁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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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家网–让艺术体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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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是20世纪中国画坛开宗立派的巨匠,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养的革命文艺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为纪念石鲁诞辰100周年,12月10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这个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石鲁个展,通过近400件石鲁作品以及相关的史料、文献和图片,深度展示了石鲁在美术领域的巨大成就,以及他曲折的人生历程。“革命”对他有特殊意义石鲁原名冯亚珩,字永康。1919年,石鲁出生在四川省仁寿县文宫镇松林湾一个冯姓的大地主家庭,在祖父当家的大家族里,冯亚珩在家族同辈中排行老九,所以他晚年的印章中有“冯门九子”。1934年,酷爱绘画的冯亚珩进入成都“东方美专”中国画系学习。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开启抗战救亡运动。冯亚珩历经曲折到达延安,并在那里开始了他的革命文艺之路。1940年之后的10年间,他先后在陕北公学、西北文艺工作团、《群众日报》社、延安大学、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艺术作品。同时,他也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对于石鲁及其艺术,“革命”二字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革命,就没有美术史上的石鲁,也正如石鲁自己所说:“我的路子,就是做革命的美术家。”石鲁的女儿石丹说:“当时延安的条件非常艰苦,对于衣食无忧的一个富家子弟,父亲能够在延安坚持10年到全国解放,他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带有一种社会理想,一种激情。为了民族兴亡,到延安来参加抗日,对他来讲是一种使命。”延安时期,石鲁画了大量速写,如他在马兰草做的粗糙纸张上,画了许多民兵、老农、在延河洗脚的家人、延安的骡马市场等等。“父亲此时的绘画风格,基本属于西方素描式的,是有立体光影的,像这样的速写作品,现在依然保留有400多张。可以看出他在那个时候就对人物造型、人物神态和人物动态的把握,已经有一个相当的程度了。”石丹介绍,此次展出的《群英会》《打倒封建》《妯娌俩》《说理》《民主评议会》等,均为石鲁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伟大的时代开始了”“伟大的时代开始了——这是诗的时代,画的时代,歌唱的时代,也是喜剧的时代!”在石鲁的文章《描绘我们伟大的时代》中,他这样表达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大潮,年轻的石鲁胸中涌动着激情和强烈的创作冲动。秉承着“从生活入手”的宗旨,他深入青海藏区、祁连山、乌鞘岭、陕南、陕北和宝成铁路、兰新铁路工地,与建设者同吃同住,为劳动人民画像,用画笔展现和歌颂新时代、新气象。与此同时,石鲁始终怀念年轻时的革命经历,陕北的黄土高原和延安主题的绘画对他有着永恒的吸引力,创作了大量黄土高原和延安题材作品。上世纪50年代末,石鲁的艺术面貌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他以抒情和象征相结合的手法创作的革命历史画取得了巨大成就,如《转战陕北》《延河饮马》等,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精品之作;另一方面,他以突破传统的笔法创作的《东方欲晓》《赤崖映碧流》等一批新山水画,也使其成为“长安画派”最有影响力的画家。1959年,石鲁接受了以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为题材的中国画命题创作。“父亲创作《转战陕北》时,被抽调到北京,住在齐白石旧居。他在小稿纸上面不停地改动他的稿子,从素材稿到创作稿就有四五十幅,他不断地在小稿上面进行构思和变化,力图做到最完美。等到他开始画的时候,非常快,大概用了一个多星期就画完了。”石丹说。《转战陕北》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区别,是石鲁“人亦山水,山水即人”理念的一种诠释。石鲁以宏大磅礴的气势,表现了他记忆中的毛泽东从容转战陕北黄土高原的情景。这一纪念碑式的惊人构图,联想恢弘而奇特,画面色彩辉煌而壮丽,刀劈斧砍一般的色块结构,显示出无穷的力量,壮美的诗画抒情性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可谓美术史上的不朽之作。如果说石鲁的早期创作,是以写实性的主题情节取胜的话,那么《转战陕北》则是一大转折,他不再借鉴西方绘画的光影描写,开始走向表现诗意的画境。他同时期的作品还有为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创作的《延河饮马》。这幅革命历史主题的巨作是以没骨水墨表现的山水画,却更像一首含蓄细腻的抒情诗——以豪放为基调,兼以抒情婉约的浪漫主义美学境界。“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传统中国画艺术是否只有经由西洋绘画的改造,方能承担起表现新时代内容的使命和任务?这是石鲁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思考的重大问题。1955年至1956年的印度、埃及写生之旅,使石鲁认识到:“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绘画艺术,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立足。”此时的石鲁,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法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学上的情节化倾向,苦读中国古典美学著作,临摹历代名家法书、绘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新中国成立后,石鲁被派往西安工作,他在《艺术·意识·情趣》这篇文章中说:“我们爱西北,爱西北风物的雄伟,西北人民的雄伟,革命的雄伟,社会主义建设的雄伟,刚健、雄伟、纯朴就成为我们艺术情趣的主要特色。”他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成为当时中国美协西安分会创作的指导思想。1961年10月,“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在北京举办,后又在上海、杭州、南京巡回展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长安新画》的评论,引发了长达两年多关于中国画继承与革新问题的大讨论,“长安画派”由此得名。长安画派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北方诞生的画派,它以西北自然、风物、人情为主要载体,将新时代革命浪漫主义价值理想和阳刚雄伟美学思想相结合,在展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时代风格、中国画的创新与民族绘画语言探索、西北绘画题材的发掘与开拓等方面,都走到了时代前列。其中,作为长安画派理论旗手和集群风格设计者的石鲁功不可没。《东渡》成为他命运的逆转点1964年,石鲁创作了继《转战陕北》之后的又一幅大型革命历史画——《东渡》,这幅作品成为石鲁一生中的重要转折。《东渡》用木刻的方式表现了八路军的形象,在构图上,他采用俯视的角度,从船内的船工、战士,渐渐过渡到站在船头的毛泽东,更远处是滔滔的黄河、开阔的天空……然而,走在前列的探索者大多是不被人理解的,走在前列的艺术也是如此。因为这张画在技法上太超前,表现方式已经超出了当时人们所能接受的程度,石鲁的这种艺术表现被视为一种不恭。《东渡》成了他命运的逆转点,从此开始的是政治上的重压和身体上的疾病,作品不得参展、肝硬化、精神分裂、接着就是十年浩劫,这幅在石鲁艺术和命运上都具有象征意义的《东渡》,也在十年浩劫的大批判浪潮中不知所踪。石鲁所遭遇的磨难和精神癫狂,为他后期绘画风格的蜕变埋下了伏笔。出院后,由于药物的作用,石鲁的思维变得有点迟缓,但他不甘心,要坚持画画。他一边养病,一边开始画一些小画,用来练习手的活力。题材上,他主要画一些山川、动物、花卉等,诗书画印都包含其中。石鲁这时的绘画形式更像是传统的中国文人画,但又和文人画有所不同,其很多笔法已经完全打破了文人画中庸和谐的内涵,而给人一种强烈的冲突感。劲健、险峻、跳跃,如金石崩裂般的笔法的大写意,是石鲁后期艺术的神髓,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也被人称为“新文人画”。石鲁常常书写“艺道方长”四个字,他期待自己的艺术道路能够长一些,再长一些。在1982年病逝前他还曾对夫人说:“我是不甘心的,我不甘心死去,我的事情没有做完,我存了多年的宣纸还没有画……”“石鲁的伟大和悲壮,就在于他一生中无论遇到多少艰难挫折,都不改其志,执着的追求大真大实、至情至感的理想境界。”一位艺术史学者说。石鲁就这样远去了,然而,他用画笔为人们留下了一座精神宝库。他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和灵魂,他的绘画在新中国美术语言的变革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一生致力于民族艺术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始终将个人的艺术追求与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书写了中国美术的精彩篇章。

石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