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归零,绘画当为奇迹

熬过洛杉矶又到了拉斯维加斯,我是一个吝啬的赌徒,每天给自己100元美金的预算,拉老虎机。很快我又回到了酒店房间,窗外是一片平川,是灯光的海洋。站在那里我猜想,同样的光亮映照着每一个望向它的人们,而它映照着人们不同的境遇,电影里也已经描述了太多。我是一个幸运儿,我什么都不缺,我也不敢去奢望意外之财,可是也不能说我不是“赌徒”。那一刻,我望向窗外,我其实在思量着自己还有什么筹码进行下一次出发。

纽约抽象表现主义所传承的是源于19世纪末的德国表现主义,追求精神气质的奇崛。蒙克、凡高按照艺术风格和所体现的时代精神都属于表现主义画家。表现主义画家多用经过扭曲、概括、变形的具象。同时,纽约抽象表现主义画派也受到20世纪初在巴黎、柏林产生的灌注了浓厚智性主义的抽象艺术、立体派艺术的影响,以及超现实主义的熏染。超现实主义反对理智而凸显潜意识、无意识,其实还是知识分子的游戏式的革命,或者革命式的游戏。多种源流汇聚纽约,形成了海纳百川的格局和大气象。偏偏战后的纽约又是世界性的艺术赞助中心:政府、实业界、艺术商人。一切都期待着大作品的诞生。

这个过程中,在老师的提醒下,我尝试用自己的左手绘画。我发现自己的左手那么有意思,那么自由,左手画出的线条没有胆怯没有顾虑,自由流畅,似乎不可控却又能很完满地收尾。我对自己的左手非常满意。由此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之处,还没有被发掘,或许是被岁月埋没了吧?我特别高兴。

1959年,他写信拒绝了颁给他的古根海姆国际艺术奖美国区大奖,说:我期待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荣誉是为了褒奖一个人的终身成就,而不是把作品引诱进竞争领域。为人狂且狷的罗斯科不是社交花蝴蝶。他身边就是与他共同经历二十年艺术生涯的朋友们和太太梅儿,而朋友们一个个死去了。1948年高尔基自杀。1953年5月,54岁的汤姆林去长岛波洛克的家里参加派对,回家后第二天就进了医院,心脏病突发而逝世。1956年8月,42岁的波洛克死于车祸。1962年,34岁的克莱因心脏病死于巴黎。1963年,51岁的巴齐奥特斯去世。1965年,大卫史密斯死于车祸。

直到我的装置作品《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在我母亲和家乡亲友们的帮助下完成后,我才惊异地发现,这个作品背后的色块呈现那么像是罗斯科的作品。不可思议,这种巧合激励着我去探究和实践。我开始着手创作色块作品“R先生”系列(这是我作品完成后才想到使用的名字),尽管在创作过程中我不想去想这个人,但是他的影响就在我的周围,那些色块儿的构成总是脱离不开他的影子。我愤怒,我挣扎,我想去超越,却如同抽丝剥茧一般痛苦!绘画已经在20世纪死亡了吧?!我怀疑。

1931年,纽约举办了第一次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展览,罗斯科维奇也在观众之列。他后来结交恩斯特等超现实主义画家,对他产生更深刻、直接的影响。从1938到1946年,罗斯科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符号和仪式,来自神话和远古时代,或是艺术家的意识深处。他比恩斯特抽象,比米罗富于质感、富于修养,比夏加尔单纯。罗斯科象一块巨大的海绵,贪婪地吸收一切影响,试验新的技法,企图把所有的启发和感受都融到手上的这一艺术形式中。

2012年11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之后,我陷入了一段忧郁和失落的时期,从那样一个辉煌荣耀的台阶上走下来,我的雄心壮志该如何继续延展还不得而知。记得当时我曾经说过:“站在国博的台阶,我看到了全世界。”这个豪言壮语并不可笑,也不自大,关键在于如何去准备和实现那些梦想。

1964年 罗斯科在画室

回到北京,我以记忆中的东北乡村,以大自然的丰收景象、玉米地、金黄色、太阳、不同阶段的绿色作为基调展开了我的色彩之旅。我欣喜地发现,原来自己非常善于运用色彩,大胆准确,毫不迟疑。我常常不自觉地采用明亮的黄色,这些黄色也有不同的层次,由深黄到更鲜亮的黄,就像太阳和光亮。我在这些色彩前面画超过两个半小时就会被这些光亮刺激而昏眩。我夸张地使用这些色彩,把自己的情绪和情感痛快地表现出来。

这张。

一年多的起伏与跌宕,我在渐渐地试图去理解这些色彩之间的关系和构成、逐步地进入了“R先生”的世界。我发现这些色彩就像迷人的魔,无形无踪影,让人痴迷、陶醉、迷失。

二战把欧洲变为一片焦土,精神上也是如此。文化名人们都跑到美国。美国的房子太大,咖啡太难喝,能呆住的地方只有纽约。1942年,唐吉、恩斯特、夏加尔、莱歇、布雷顿、杜尚、蒙德里安先后来到纽约。达达运动、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野兽派、表现主义花事渐了,而新的艺术运动在意外获得精神肥料的纽约萌芽。

R先生的魔咒

1949年,罗斯科的突破来临了。在他的竖构图中,方形的色块似乎漂浮到表面,有如他早期具象画面上漂移在地平面上的人物。半透明的色块里似乎蕴着光,这一方面是细密如羽绒的笔触造成的效果,另一方面是因为材料。油画要用胶打底。罗斯科用兔皮胶熬热,加入颜色,搅匀。然后迅速用大刷子在画布上涂出平滑的颜色底子。色块的油彩颜色里加松节油稀释,用大刷子薄薄的涂上去,就产生了丝绒般的光泽。他快速地刷,色彩边界模糊了,融入到背景中。他不断调整沾染的技法,使稀薄油彩渗入画布的纤维,使最底层的调子时而从最顶层的颜色中隐约浮现,使人感到在画布深处似乎隐着光,向画面的各个角落弥漫。这一时期,罗斯科用鲜亮的粉红,苹果绿,和温暖的土地色系:橙红、柠檬黄。如1954年的《红上的蓝,黄,绿
》。红黄底子上水平并置端正清澈的蓝色,饱满透亮的黄色,圆润凉爽的绿色,在色块边缘,安排了一窄条更亮的色带,使画面产生一个轻盈跳脱的瞬间。开扬而稳定的结构里充满细腻的变化,有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建筑那样的端严华丽和通透清新。

回到北京的画室,面对那么多昂贵的丰富的绘画材料,我盘算着自己该如何把它们用好。我在想自己最喜欢什么色彩,我喜欢蓝色。蓝色那么深邃,那么清凉,那么自由,有蓝调音乐、蓝领阶层。日本语“蓝即是爱”。

罗斯科家里的聚会总在讨论哲学,绘画材质和新的绘画语言,讨论最新的实验结果。在这样一个被野心和信念烧灼得热烘烘的精神烤箱里,他们象一堆煤球似的一块烧,彼此供给光能热能。195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集体开窍的神奇场景,每一颗小煤球都腾地红了亮了,放射出具备强烈个性风格的光彩。波洛克、罗斯科、纽曼、德库宁都在这一时期画出了可以让他们进入美术史的作品。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给他们办展览,为美国当代艺术的曙光欢呼。艺术评论家格林伯格发表文章,分析抽象表现主义的源流。光明的前途就在眼前。他们中最有才华的阿希尔高尔基却没等到这一天。1948年,他妻离子散,患了癌症,车祸导致画画那条胳膊麻痹,画室失火是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年仅44岁的他上吊自杀。

于是我画蓝色,将各种蓝色叠加在一起,无法自拔,陷入分不清理还乱的境地。蓝色,我根本无法掌控,难道说,我的特质不是蓝色?

两人认识已有九年。1961年,肯尼迪就职典礼,一些艺术家应邀去华盛顿玩。坐了两辆大巴,车上挂着牌子:文艺领袖。
罗斯科和太太梅儿就坐在马拉默德和太太安后面,两位太太很对脾气;后来一块儿去喝酒,两位先生也对上眼了,尤其当马拉默德知道罗斯科也是犹太人以后。罗斯科是1913年来美国的俄国犹太人。马拉默德是1914年出生在纽约的俄裔犹太人。罗斯科来美国投奔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开药房的亲戚,1921年他和另外两个俄国犹太男孩一起考到耶鲁大学的奖学金才离开这个城市。马拉默德1949年在俄勒冈大学任教,1961年离开俄勒冈去佛蒙特州。

于是我背起行装,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土地。如今的乡村已经大变样,我几乎找不出视觉的记忆。我发现,所有记忆都是有关情绪的。也就是说,视觉艺术、音乐、诗歌或者文学语言都是在描绘主观情绪和情感,100%去呈现现实是另外一件事情。

罗斯科感到需要和外部世界沟通的时候,一般都是要提出严正抗议的时刻。1957年,他写信给艺术新闻,抗议德库宁的太太伊莲。德库宁在文章里把他和克莱因的作品归为行动艺术:作者本人就是艺术家,应该知道贴标签其实就是涂脂抹粉。无论对行动一词做怎样的阐释和引申,我的作品从外观到内质都和这词毫无关联。。。一切都应该最终在作品中得到裁决。

我决定一个人留在纽约,纽约的冬天很冷,我的貂皮大衣被我当成军大衣,为我遮风挡雨。我住在纽约下城这几年最喜欢的酒店,每天步行去画室练习素描,一天六个小时两节课,有时候九个小时三节课。那是一个给画家练习人体素描和速写的画室。人体模特都很有特色,黑人白人,男人女人,胖的瘦的都有。练习时间有从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到四十分钟不同的时长,提供不同的练习方式。

30年代的美国画坛风气还相当保守,爱德华。霍普式刻画城市风景和市民生活的现实主义是主流。罗斯科在30年代的画,未脱习作的青涩,却体现出很强的把握形和色彩的能力,往往用大片色彩涂抹构造出弥漫着微妙色调的空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既抽离又可触摸的人物-地面关系。1938年的《地铁景象》,有蒙德里安式的对几何抽象、形而上的追求,灰蓝、灰绿和土黄的调子,洋溢着着蒙德里安所没有的湿润、诗意和情感。这幅画是罗斯科从具象往抽象的过渡。

多年前我就曾经预言了自己,在我出版的《艾在旅途》中我写道:“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一路采集一路收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自己的土地,在那里将有更大的快乐和幸福等待我去耕耘去劳作。”

罗斯科维奇刚去纽约时,溜达去一个画室,他一朋友那在上学。一群人围着一个裸体模特画素描,罗斯科维奇顿时感到这是他可以干一辈子的事儿。就这样,他开始去艺术学生联盟上人体课。1925年,他又回到纽约,决心以画画为终身职业。多年后他说:我成为画家是为了把画画提升到音乐和诗歌的高度。

2013年的春节,我回到纽约住了一个月。春节期间我一直在感冒,我咳嗽,喉咙吐出的痰是那么“霾态”。我不想描述那些,那些是过度劳累以及我热爱的北京给我的,我必须接受。春节我先在洛杉矶度过,每天睡在酒店里不想醒来,虚汗常常湿透了床单,松软的床被我睡了一个潮湿凹陷的坑,我不喜欢加州,不喜欢好莱坞,尽管日落大道城就在酒店门外,可是我宁愿睡觉,反正我感冒了,还很重,于是我吃药,喝药水,喝鸡汤,心里盼着回到纽约。

这张不卖。
果然被拒绝了。罗斯科建议他把另外两张栗红色和黑色带回家给安看,卖给你是六千美元两张。

在拉斯维加斯,为了打发时间,我每天去蒸桑拿和按摩,几天后终于登上去纽约的飞机。我的脸由于先前的感冒脱水,以及过度地蒸桑拿而出现各种爆皮以及一块块儿的红色敏感状,我对老伴儿说:“不好意思啊,以后我的脸就这样了。”

经济大萧条中,罗斯福新政的项目之一是由召集全国艺术家进行联邦艺术工程(Public
Works Art
Project)的创作。罗斯科维奇得到了工作,工作中他认识了一些同事:戈特利布,德库宁、波洛克、高尔基、纽曼、巴齐奥特斯,都是和他一样踌躇满志而前程未卜的年轻艺术家。到40年代他们还混在一起,常在罗斯柯的公寓里聚会,后来在美术史里他们被叫做纽约画派或者抽象表现主义画派。

到了纽约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奔向我的皮肤科医生,我的皮肤马上就好转了,对此我从不担心,让我焦虑的是,我的感冒还没有痊愈。我不能喝咖啡了,我的嗅觉和味觉本能地不接受咖啡,可是我的生活习惯,我的记忆离不开咖啡。

马拉默德把画装在纸筒里,带回家给安看。两人都认为这画不能代表他们心目中的罗斯科。那么就寄回给他,按罗斯科指示,每张画按一万二千美元单价投保。当年12月,马拉默德邀请罗斯科参加一个派对,罗斯科答应了,却临时来电话,表示这次不能赴约,下次有请必到。马拉默德说:没有下次了。

我在纽约的每一天都那么开心,想念家人,挂念老伴儿之外,我是那么开心。酒店里每一个人对我都很好。我算是大方,每次多给几块小费,算下来不是很多钱,却赢得那么多。我特别会计算小数点之后的钱,也很善于运用小数点之后的钱,因此我得到一个昵称是“点后”。我对小数点以前的钱很茫然,我可以用几十万去买绘画材料,买最好的,我坚信只有最好的才能叠加成最好。我毫不客气地“土豪”一般席卷画材店,仿佛钱就是一个“王八蛋”。我从巴黎买到纽约,店员都以为我是大艺术家,都跟我提曾梵志。几百公斤的绘画材料运回国内被海关调查了几个月,出具各种证明去解释画材乃自用而不是贩卖。

罗斯科第一次接到这样大手笔的订单,这在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群里也是头一份。他首先想到的是古典。1950年,经济稍宽裕以后,他和妻子女儿游历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城里,米开朗琪罗修建的美第奇图书馆里重重的方形窗棂和菱形主题浮现眼前,浓郁得使人窒息。罗斯科说:人感到被封锁在这空间里,门窗都被砖封上了,恨不得把脑袋摁在墙上。罗斯科想用他的巨幅画布系列重构这么一个空间。对他的意图,存在着三个版本的阐释。

任何游戏都是有危险性的,颜色的游戏也不例外。

让我们回到1969年的冬天,东69街罗斯科的画室。在摊了一地的画里,马拉默德看到一张黑色的方框,大概是二乘三英尺,黑色被一块三、四英寸的明亮水蓝打破,象黑夜里射入一缕光。水蓝色不规则地泛起棱角,与罗斯科以往的画都不同。马拉默德疑心这画可能对罗斯科有特别的意义。罗斯科刚告诉他已经离开了妻子梅儿,他患了严重的抑郁症。也许这张画意味着郁结心绪正开始重新泛起希望,没准就是他唯一不愿意卖掉的那张。